【前言】

这是第二次分享《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真的很喜欢这本书，为此还专门在得到上买了录音版，因为这本讲义只收录了第一版课程表的118讲，但得到课堂的最新课程表一共有210讲，自己现在都养成了上下班的时候听一遍薛教授的经济学课的习惯。个人认为，这本经济学讲义的迷人之处在于，薛教授并没有试图重新写一本经济学课本，而是在文中举了大量现实社会会出现的例子，深入浅出地将经济学从一个束之高阁的学科带回普通大众的视野，让普通人也可以知道日常中的经济学规律，今天再分享三个小故事的体会。

柠檬市场的故事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l  故事简述

在讲信息不对称时，薛教授引用了经济学家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 Akerlof）一个关于柠檬市场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柠檬并不是我们吃的水果柠檬，它是一个美国的俚语，指“残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柠檬市场指的是逆向选择导致了市场的低效率，市场失灵。

乔治·阿克罗关于柠檬市场的研究先做了这样一番假设：他先假定有100位二手车的卖家，这些卖家的二手车价值从1元钱到100元钱平均分布。同时，另外有100位买家，而且这些买家对每一辆车的估值，都比卖家要高50%。这么一来，这100辆车每一辆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买家和卖家皆大欢喜。

但如果把条件改一下，假定只有卖家知道自己车的质量，而买家只知道这100辆二手车的质量分布，不知道具体某一辆车的质量，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买家可以预见，他们随机买的话，能买到一辆平均质量为50元的车。按照前面的假定，买家对车的估值要比卖家高50%，所以买家最高愿意付75元来买这些他并不知道具体质量的车。这时，车的质量高过75元的卖家就会离开市场，不卖了。

这么一来，市场现在就只剩下比较低端的汽车，也就是品质从1元到75元之间的汽车。买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又进一步调低他们的期望值，还是按照前面的假定，买家对车的估值要比卖家高50%，这时买家最高就只愿意付56元来买这些他并不知道具体质量的车。同样的，那些手上汽车的质量比56元更高的卖家，离开了市场。

于是，在这个市场里剩下的车的平均质量，又进一步下降。如果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几次，可以预见，最后整个市场就剩下100位买家，而卖家都跑光了。

结果，原来每一辆车都能顺利卖出去、买家和卖家皆大欢喜的局面就不复存在，市场崩溃了。市场之所以崩溃，并不是因为市场里有低端的产品。有低端的产品不要紧，低端的产品可以低价卖。市场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买家不知道每一件商品具体的品质。

l  背后的寓意

乔治·阿克罗关于柠檬市场研究的背后，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我们所谓的人际互信并不天然存在，高品质的产品要把自己彰显出来，与低品质的产品区分开来，需要很大的成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消费者无法分辨哪一件是高品质产品、哪一件是低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离场，卖家也同样会离场，市场就会崩溃。

薛教授还对“打击盗版”进行了阐述，一个卖假冒伪劣商品的人，伤害的不仅仅是那些买了他商品的消费者，他的这种行为，还有严重的外部性，那就是他也伤害了那些本来在卖优质产品的商人。因而商品质量有高低之分不要紧，问题是怎么把商品的品质准确地体现出来，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核心。

l  自己的感悟：从柠檬市场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觉得柠檬市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既要合作，又要防止互相欺负、互相牵制、互相支配、互相敲竹杠的问题。虽然我个人是不赞同人与人之间天然不互信的说法，但是考虑到理论依据以及现实存在的情况，日后在与陌生客户建立联系之前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做金融的，是为顾客提供专业的知识为其服务，是起到一种弥补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只有我们提供专业扎实的知识及周到的服务，才能与顾客之间建立信任。

信息不对称也会带来一些侵权行为，比如欺骗、偷懒、逆向选择、敲竹杠。这些侵权行为在目前商业中依然存在，为了防止不像故事中出现市场崩盘的情况，每个个体在交易中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市场中，可以进行多次交易以及通过第三方来建立信任，也可以通过担保、延保和共享合同等方法来解决信息不对称。整个市场用制度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特许经营合同这种看起来不公评的合约，却用合同的方法消除了实际生活中的一种信息不对称现象。

在工作中，作为金融从业人员，要理解信息不对称，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谈判中的的风险。在过程中比较思考，遵守规则，减少逆向选择，数量、质量及公司披露的信息这些都是以量可以衡量的，但是量化的思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把一些非量化的信息考虑进去。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要通过合作、守信、守规则（也许规则并不平等）的方式把金融行业做大做强。

是要市场竞争，还是要同工同薪？

l  故事简述

薛教授在讲同工不同薪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他假设在一个企业里有一男一女两位打字员，两位员工的工作质量完全一样，打字速度一样，错字率也一样，这就叫做同工；但老板对女性有歧视的，给男员工的工资是100元，给女工的工资是80元，完全相同的工作，女员工比男员工少20元，这就叫同工不同酬。如果这是件真实的事情，大家都会就得太不公平了，并提议政府处理此事，比如立一个同工同酬法，通过法律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但这样真的好吗？薛教授在书中从三个不多的角度来看同工不同薪的问题。

1．情景一：政府不干预，完全市场化。也就是说假定所有的老板都喜欢男员工，不喜欢女员工，但总有那么一些老板，在喜欢男员工的同时更喜欢钱。一旦存在这样的老板，他们就多多少少愿意克制自己重男轻女的倾向，招一些女工，因为每多招一位女工他们就节省或多赚20元钱。竞争之下，这些偏见稍微少一点的雇主，他们的竞争力就会更强。老板越是能够克制自己重男轻女的倾向，他的竞争力就越强。换句话说，老板越贪钱，他重男轻女的倾向就越弱。

2．情景二：岗位相同就是真的工作相同吗？在一个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里，妻子如果要生小孩，比如连生两个小孩，再把两个小孩养到三四岁，他们上幼儿园了以后，妻子再重新回去工作，那么这当中至少有三四年甚至六七年的时间。有什么工作是我们撂下六七年回去干还能够马上捡起来的？程序员的工作？投资家的工作？工程师的工作？可能都不是。相反很可能是秘书的工作、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也就是那些低风险、低回报的工作。因为家庭的缘故，女性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3．情景三：同工同酬就真的公平吗？薛教授又在书中说了一个武断的假定，男员工的工作质量就是比女员工高。假定男员工的工作值100元，女员工就只值80元。那么这时女员工有没有可能跟男员工展开竞争？其实答案是有的，只要女员工要求一个合理的工资就可以了。如果她的贡献是80元，而她要求一份80元的工资，那么在唯利是图的老板眼里，这位女员工跟那位男员工就是没有差别的。而如果女员工再少要1元，她说我要79元就可以了，这时这位女员工就能秒杀那位男员工。

l  背后的寓意

情景一其实讲述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就算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会有性别、外貌、宗教方面的歧视，但人的自私性会让老板更关注“唯利”，关注点的转变使得他们在性别、外貌、宗教方面的歧视逐渐削弱，老板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去雇用女员工，这时原先的供需关系彻底打破，女员工反而越来越吃香，那么女员工的收入就会节节上升，最后接近男员工的收入。也就是说哪里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哪里就存在廉价的优质员工。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雇主寻找廉价优质员工的积极性就越足，结果会使得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会趋于减少和消失。

再看情景二，其实情景二揭示了一个道理：岗位相同不等于工作相同。表面看女员工的工资比男员工少20元，但是在同一个岗位上，女性的工作实际是与男性不同的，从持续工作的角度看，男性和女性提供的工作质量并不完全一样，他们不同工。他们的收入之所以存在区别，是因为从工作的持续程度上看，他们其实不同工。

最后看情景三，情景三中绝对竞争能力比较低的人要求一份合理的工资，有时甚至要求一份比市场价格稍低一点的工资，这是他们与绝对竞争能力比较高的人展开竞争时的强有力的武器。但如果假设情景三中所处地方实施了“同工同酬法”，我们再看看所谓的公平，是否能带来好的结果？同工同酬法就意味着老板必须付出高额的工资100元，那么，既然老板横竖都要付100元，那他会雇用谁？他当然只会请那些配得上这个工资的工人。结果，貌似公平的一样100元的工资，对那些竞争力实际上比较弱的工人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管同工同酬法的出发点多么善良，在实际效果上，它是剥夺了那些竞争力比较弱的人跟竞争力比较强的人展开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这时就会产生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也就是说假中的那位女员工，在同工同酬法的保护之下连工作都找不到了，同工同酬法会让弱者失去竞争武器。

l  自己的感悟

薛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针对“是否要同工同薪”做了三点评论：第一，市场竞争能尽量消除由于性别歧视而引起的同工不同酬现象；第二，男女工作绩效是否相同，必须从多角度进行评估；第三，硬性的同工同酬法会剥夺弱者与强者展开竞争的最强武器，从而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同工不同薪”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公司，公司用制度规定员工之间要保守薪酬秘密，消除员工之间的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实际上同工不同薪反而是一种更加公平的手段。虽然每个人都倾向于拿到和在同样岗位上拿到最高薪水一样的薪水，但是不得不承认，如果真的这样，或许就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现象，个人会去比较各种成本，明明比另一个人付出的较多一点，为什么还得到一样的薪酬，这样一来薪酬的激励作用就会减低很多。

在工作中，作为一个员工，我认为要理性的看待薪酬，合理的看待自己的薪酬与投入的比，更要合理的看待自己的比与他人的比，拥有一种积极地心理去对待薪酬问题，尽量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这里在插一点我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看法，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白领工作涌现，在这些岗位上，女性的禀赋慢慢表现的男性还要强；与此同时，随着医学的进步，生育带来的干扰和风险也在显著降低，加上很多女性也推迟了生育的时间，这使得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一直都在稳定上升。同工不同薪更能让我们通过对比来找出自己存在的竞争弱势，进而去弥补自己的劣势，从而使自己获得更高的竞争能力。

Kindle阅读器中的数据产权与科斯定理的生活运用

l  故事简述

我们常用的手持阅读器Kindle，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在上面加着重线做笔记。这些笔记位置的数据信息归谁所有呢？我们可能会说Kindle是我自己的，书是我花钱买的，下划线也是我亲手做的，数据应该归我；我们也可能会想，这可是在书上做的笔记，数据应该归作者或者出版社；当然亚马逊也会说，数据产生在它的平台上，存储在它的平台上，所以应该归它所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实际上数据归谁呢？答案是归亚马逊。

在我们买Kindle、第一次开机使用时，它会问我们同不同意使用合约，我们选择同意时，就已经把这项权利给了亚马逊。那个合约我们看了吗？当然没看。那个合约很长，有好几十页。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亚马逊真不地道，偷偷地就把这么重要的隐私权给拿走了。但是亚马逊这个做法是合理的。

l  背后的寓意

之所以说它合理只因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说：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在kindle上做的这个笔记，对自己来说是隐私，把它保存起来，对自己来说有那么一丁点儿价值。但如果亚马逊平台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进行统计，然后再发还给每一位买书的读者，就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读者购买一本书，只要5分钟就能把它上面最多人标注的重点读完。这时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就远远高于一本崭新的、没有任何标记的书了。亚马逊能把这个数据用得更好，因而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着重标记的所有权默认给亚马逊比较好？其实，哪怕亚马逊一开始没有定这个合约，它也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向读者重新把这个权利买回来。只是那样做的话，交易费用就高了。与其那么做，还不如在使用合约里藏一句话来得便宜。

根据科斯定律的洞见，关于隐私权的争论，最后解决的方案不会一边倒：既不会允许政府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隐私权，也不可能让个人绝对地保有所有的隐私权，最后一定会在这两者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其指导原则还是科斯定律：谁用得好就归谁。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一开始它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利用它、能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这是科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含义。而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让这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从而提高各项经济资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l  自己的感悟

读到科斯定理的部分，我就想到生活中的很多例子，科斯认为当产权明晰且交易成本足够低时，市场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由此我想到一个实际生活的例子：我国出台公共场合不准吸烟的规定，通过这个规定我们可以知道，社会把公共场所空气清洁的权利赋予了不会吸烟的人员。公共场所抽烟的人破坏了空气的清洁，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而这些罚金进而用于处理空气的污染问题，从而使得吸烟问题得到了解决，即产权的明晰使得吸烟的负外部性得到了解决。

这么看，产权不明确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扯皮，永远扯不清楚，意味着交易成本无穷大，任何交易都做不成；而产权界定得清楚，即使存在交易成本，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交易来解决各种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地选择最有利的交易方式，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交易成本无处不在，是基于人是社会动物，处处要与他人打交道并受他人掣肘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或者在任何“打交道”的方式下，交易成本都是相同的。不同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经济体制”。在有的体制下，经济效率高些，有的体制下，效率则低些，这种差别说到底就是交易成本的差别。产权明确与产权不明确，是体制之间的一个基本差别，由此造成交易费用的差别，但二者所造成的另一个差别是，产权如果是明确的，人们便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不同的体制，来最小化交易成本；而若产权不明确，人们只能眼看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束手无策。

产权与交易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普遍适用的，这正是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影响日益变大的原因，也是我们可以从“科斯定理”中引申出许多针对现实问题的结论与主张的原因。当我们试着将这定理中的基本原理应用到我们身边的事上来，做一番经济分析的时候，它的确能使我们从大大小小的平淡无奇之中看到经济学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