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3年，温州资本已经经历了家庭作坊——家族企业——股份制模式——全国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膨胀式成长。温州资本之所以起步早、成长快，是因为它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最薄弱、条件极差的区域破土滋生的，它的出身决定了它生命力的顽强和不断拼搏进取的斗志，“穷则思变”就是他们的准确写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以制鞋和打火机为代表的农户兼营工业兴起，随着收入的增加和资本的积累，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到1982年，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场逐渐开始替代农工兼营。家庭作坊是比兼营略高级一些的家庭工业的初级形态，家庭工场是家庭工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资本的发展史看，建立在家庭劳动基础上的工业是资本的重要起点，它之所以能爆发生机并演进为现代工业企业，是有其自身的特定优势的。首先家庭工业在起步时进入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的优势。其次，从市场特性看，家庭这种共同体的责任感和生活经验维系了供销与生产之间的平衡。第三，家庭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最弱的，节省了高昂的监督和检测成本。

家庭工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家族企业的大量出现，这是家庭资本向外扩展的一种自然路径。1990年后，温州涌现出大量的家族企业，正泰集团、德力西、浙江三科电器等都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据1993年的统计，在温州2万多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7.8%。温州家族企业之所以如此集中，一方面是家族企业拥有相对的优势：决策速度快、管理成本低、凝聚力强。另一方面是，对于白手起家的私营企业，最早的融资渠道主要来自家族中人。还有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有效市场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上，家族成员因为其最原始的血缘、亲缘关系和利益一致性及无与伦比的信任度使之成为企业合作伙伴的首选。

家族企业在初创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地赚钱，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的时候，其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出来。内部资源有限或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等，导致家族企业竞争力低下。股份合作制成为温州家族企业向规范的股份制过渡的一个主要途径。温州的民间企业从前店后厂式的家庭生产组织形态经由挂户企业发展到家庭之间的合作，基本上完成了对家庭经济形式上的超越。在此基础上，温州民营企业进一步向规范化的股份制形式进化。他们开始调整股权结构、招募经理人团队、剥离家族成员管理团队。到1998年10月，温州已经有以股份制为基础的民营企业集团182家。2002年以来，温州家族企业开始向现代股份制迈进，一些大企业不惜代价与世界一流企业结盟，以期待在机制、产权、人力资源、文化上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温州资本的全国化要从市场的扩张说起。温州企业有了强大的力量后，开始向全国市场扩张，先从大城市的边缘和中小城镇从事市场流通之类的低附加值行业扩张。在北京，著名的“浙江村”温州人占了1/3左右，温州人在北京兴建了10多个市场，其中有北京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在天津，也聚集了10多万的温州人，买下国有天津和平百货公司20年经营权；在上海兴建4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在兰州，温州人自称“西部淘金者”，先是承包国有大型服装厂，继而成立西北地区最大西服企业。后来开始讲究“高度”，逐渐地进入中关村，进入上海国家级软件产业，在上海开始大范围圈地。正是在这样的资本扩张中，形成了一批全国性的巨型企业，如德力西、正泰集团。温州资本的全国性扩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资本外流，这种外流与温州当地环境的局限性有关，但根本动因还是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和扩张性。

温州资本在向全国蔓延的基础上，也开始了全球性扩张的路子。温州人最初以“五把刀子”（剃头刀、剪刀、菜刀、皮鞋刀、螺丝刀）闯到世界，后来又向制造业、金融、珠宝、房地产、外贸、旅游、远洋运输和超级市场等行业转移，形成更高层次的发展趋势。美国康龙农业开发公司是温州人在美国成立的首家跨国民营企业，主要是销售温州的轻工业产品、工艺品和农副产品，特别是专营温州打火机。后来与美国300多家公司建立了友好贸易关系。正泰集团也在硅谷建立了正泰技术开发机构，成为低压电器研发体系的制高点，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硅谷为龙头、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开放性技术开发体系，后来又相继在国外设立了5家分公司、3个商务代表处和22个独家代理及经销商，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的营销网络。德力西也聘请德国、美国专家作为技术专家，不断拓展国外市场。德力西先后在美国成立了世纪德兰国际投资公司，在德国组建研发中心，与已经成立的香港贸易公司，形成了国际“金三角”，集投资、研发、贸易于一体，为公司全球化战略搭起了体制构架。

资本的成长在早期都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温州资本也不例外。作者在总结温州资本的成长法则时，主要概括为六大法则，即丛林法则，实用法则，吃螃蟹法则，蜜蜂法则，非囚徒困境法则，大雁法则，其中吃螃蟹法则给我感触最为深刻。

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告诉大家“生存第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也玩着你追我赶的追逐游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企业的平均寿命是6.5—7年，民营企业更短一些，大概是2.9年。有人戏称：中国的企业家群落是“市场代有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温州那些成长起来的资本无不是这一法则的忠实信仰者。20世纪90年代，温州电器行业的群雄逐鹿，正泰、德力西靠实力、靠技术、靠智勇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超级“巨无霸”。同样面临激烈竞争的打火机行业，温州依靠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击败，成就了温州“大虎”等打火机品牌。1987年在杭城发生的“火烧温州劣质皮鞋”事件，成就了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东艺等一批民族鞋业品牌。丛林法则不仅是温州企业得以成长的秘诀，适者生存，更成为温州人精神的一部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温州人能积极调整自己适应环境。比如，温州人出门买不上火车票就躺在人家座位底下；北京人爱吃油条，北京的温州人的混沌摊车很快就改炸油条。北京人裹着羽绒服喊“冻死啦”时，温州女孩还在北京丁字路口一坐十几小时的钉鞋。正是这种适应能力，温州的产品具备了竞争能力，有了市场竞争力，温州企业才得以一步步成长起来。

实用法则。温州人做事从实用（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事功致用”，成了发迹的温州人对温州企业的概括。1979年金乡人看到“国内高考恢复”的消息，就做起了信封和校徽生意，进而徽标市场就诞生了。金乡人的徽标生意越做越大，做到联合国，做到五角大楼。闯荡上海6年的“搬砖头大王”刘老板，凭借2000元本钱和4本不同地区的营业执照，把广东厂家滞销的牛子裤换帖上江苏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铜质商标后，竟以高出1倍的价格在大上海卖得发疯。还有一个章老板，当上海国有皮鞋厂还在生产老式皮鞋时，他向上海市场大量投放新潮式男女皮鞋，尔后，当劣质“温州皮鞋”开始频频被新闻媒体曝光的时候，他又与上海一家国有皮鞋厂“联营”，以每双皮鞋2元钱“商标使用费”的成本为他的温州皮鞋贴上了上海商标。华江实业的董事长陈绍枢，通过努力，先后承接了第三届亚洲冬运会、重庆直辖市成立、昆明世博会等国内外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的纪念品业务。1998年又制作发行了“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大会纪念金卡”，1999年澳门回归时，他将主创发行的1999号“紫金九龙壁”作为礼品转赠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他又将目光瞄准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

吃螃蟹法则。对于具备了强悍生存能力，又有“拿来主义”手段的温州企业而言，所谓吃螃蟹法则，关键在于两个字：“敢”和“先”。“包地包天包海”就足以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人敢闯敢试，从“包地”开始。1956年，年仅26岁的永嘉县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悄悄开始了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这比1978年安徽凤阳县的“包产到户”实践早了22年。但是最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而被迫停手，相关人员都受到重罚。温州人的“包天”也很是大胆，1991年，年仅25岁的温州人王均瑶胆大包天，首开私人包机先河，承包了“长沙-温州”的包机航线。2002年3月，王均瑶创办的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参股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武汉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的民营企业。后来，均瑶集团包下了全国40多条航线、200多个航班，成为国内航空业务的佼佼者。温州人还大胆联包“国际快运”。1998年8月，中国首次有了国际快运铁路专线，这列名为“华东中铁快运288次”杭州—乌鲁木齐专列，延伸到俄罗斯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并将始发站由杭州直接延伸至温州。这条万里通道，大大缩短了温州货运路程，促进了温州外贸经济的发展。1998年永嘉青年季展敏等几位在公开投标中，以518万元的价格竞标，签下了著名的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流域的承包合同，媒体称之为“中国第一包江人”。温州人范鸣强在天安门城楼开了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所售图书均为伟人著作，天安门城楼管理处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同样是常人讳莫如深的军工，温州人也敢问津。1985年，乐清和苍南的农民购来了一艘艘军舰，通过改装后投入海运。20世纪90年代，乐清虹桥的几位农民从部队购来废弃的军用飞机，进行拆解。乐清铜管件厂还承担“亚洲一号”卫星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配件研制，并在短短的时间试制成功，为国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后来LT系列铜管件还被应用到海对空导弹发射潜艇、射电望远镜、大吨位游轮、驱逐舰等国家重点项目上。2000年7月，温州法派服饰有限公司向白宫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开价200万邀请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代言人”，这起被认为“纯属炒作”的“大国际玩笑”在整整沉寂了大半年后，却意外得到希拉里的同意，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此外，全国89%的食堂磁卡、饭菜票是金乡生产提供；全国91%的单位证件、学生、工商、税务部门标章来自金乡；金乡还包揽了全国大部分著名白酒酒瓶标识和包装盒；金乡还生产全美国34万警徽、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港部队所有的标章。这就是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的温州人。

蜜蜂法则。温州人就像蜜蜂一样，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做事就勤勤恳恳把事做好。小事做好、难事做成、大事做响就是温州人做事的原则精髓。有人总结了温州企业制造产品的几个特点：一是不以烦琐而不为。温州的企业多数能根据客户的特殊需要来灵活涉及、生产和制造各种产品，一种产品通常具有多种款式、色彩、形状，以适应和满足各种客户的不同需求。二是不以简单而不为。人们用“满意在温州”来形容温州的商品市场，究其原因，除价格适宜外，温州商品品种之奇特、之使用、之齐全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三是不以无名而不为。众所周知，温州的产品在全国市场是有一席之地的，但是人们在市场上很少能发现打有“温州制造”标记的产品。询其究竟，温州大多数企业自己设计的产品，制造出来后打上客户的牌子出去销售，以此省的一笔不大不小的费，则只得其利而隐其名。四是不以微利而不为。全国最大的纽扣生产集散地在温州，全国最大的打火机批发市场也在温州，这两个产品的利润都微乎其微，但是市场大，这两个商品在20世纪90年代，年销售收入均超过10亿元以上，可见温州人之精明。

非囚徒困境法则。囚徒困境说的是，有很多人总是从自私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得不到集体的利益最大化。温州企业的成长也必然遭遇这一困境的考验，但是许多温州企业还是不断壮大，获得辉煌，正是因为他们坚守诚信。在温州有一个火烧皮鞋的雕像，正是这个雕像，使温州人奋发，从而崛起了一个“中国鞋都”。吉尔达创始人赢得了“皮鞋寿”的雅号，吉尔达贷款，不用担保、不用抵押，用信用就可以；奥康靠“言必信，行必果”的招牌成为中国十大鞋王之一，奥康皮鞋成为免检产品；正泰曾因怀疑一小部分产品达不到客户要求，楞是重新开箱检查、重新装船，使得正泰树立了“诚信正泰”的品牌；庄吉连续五年入选全国服装“双百强”，连续两年获得“全国用户满意企业”。温州人靠诚信树立了一批名族品牌。

大雁法则。大雁是群体生活的，团结是大雁种群生存的基本原则。和许多其他群体聚居不同的是，飞行中的雁阵必然有只彪悍的领头雁。所以大雁法则的要义在于群体协作和形成核心竞争力或核心领导力。在20世纪末，温州已经至少形成四个产业群聚：一是低压电器群聚。在柳市，集中了低压电器生产企业1400余家，他们在全国低压电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33%，以正泰、德力西、天正等企业集团为龙头，周边乡镇为龙尾的产业群聚成为了中国首位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二是皮革与制鞋群聚。同样是以康奈、奥康、吉尔达三大鞋王为龙头，温州地区集中了6000多家皮革行业的企业，其中制鞋企业4000多家。温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鞋业基地，被称为“中国鞋都”。三是小五金（眼镜、打火机、灯具）群聚。在大虎、威力身后，聚集了近300家打火机生产企业的温州，其金属打火机已形成世界第一大生产基地；灯具行业企业100多家；眼镜行业企业500多家，20世纪末，年销售额已达到200亿元，低档眼镜的销售额占全球的60%。四是服装群聚。包括美特斯·邦威、庄吉、夏梦、乔顿、报喜鸟、法派、华士、金万利、骊谷等一大批名牌企业在内的温州服装业，以其超过2000家的企业规模和500亿元年销售额的块头，牢牢占据了全国市场的10%，并在不断扩张。

温州资本的成长轨迹和扩张过程形成了独特的温州资本模式，这些模式有的较为普遍，有的较为罕见，归纳起来有单体家族资本成长模式、非家族股份资本成长模式、单体资本的独立成长模式、家族核心扩散资本成长模式、单体资本扩散成长模式、核心家族资本的外化成长模式等六种，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家族核心扩散资本成长模式。

单体家族资本成长模式。这种模式在温州很普遍，它的突出特点是资本的筹集主要依靠单一的家族，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将家族资本向社会资本开放，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家族股权结构。这一资本结构通常未进行股本的社会化，也就决定了其在决策和管理制度的选择上，通常以资本所有者（及其家族成员）为中心。同时，这一模式常常具有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市场定位，以此取得成功，规避资本运作上的风险。

东艺的成长是温州众多单体资本扩张的民企典范。完全以单体家族资本为基础，不要社会资本介入，也不主张股份的社会化，经由经营规模自身的不断扩张，企业资本随之不断自我滚动、壮大。

非家族股份资本成长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色是企业一开始就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治理结构，是社会自然人股东共同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此现象在温州并不多见，有些企业尽管一开始试图建立这样的结构，因合作者之间的矛盾而夭折了，而庄吉集团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代表。

庄吉一开始就摆脱亲缘和家族的局限，建立了一整套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率先在温州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此时的黄金三角对温州服装业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走集团化发展之路，以现代企业文化推进产品升级，是创温州服装名牌的关键。

单体资本的独立成长模式。这种模式在温州很典型、很普遍，基本上是由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股权非常单一，主要集中于一个核心家庭，没有其他家族成员参与股份；企业也没有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而大虎打火机厂则是这种模式的奉行者，而且是一个成功者。

大虎打火机厂还没有形成规范的股份制框架，即使在家族成员内部也没有形成明确的股权比例和权利结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私营企业框架，高层的选拔、接班，在环境变化日益加快的未来，显得尤为关键而不确定。

家族核心扩散资本成长模式。这种模式是温州本队列中发展壮大比较快的一种模式。它以家族资本为核心，逐渐稀释家族资本，吸收社会资本，形成—种家族资本为基础、多元社会资本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开放式股权结构。

温州家族式和合伙制企业在产权制度上最显著的特征是股权构成的个体化和家族化，或者说是股权构成的集中化。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强企业的科学决策，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许多企业转向相对分散持股。德力西、正泰这样的龙头是这一模式的先行者。

单体资本扩散成长模式。这种模式在温州很少见，严格来说，它不是家族资本，而是创业者个人的资本，这种个人资本造就了企业，然后逐步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以个人资本为基础、与社会资本不断融合的特点。

雨田的老板章烈成是一个温州商人的“另类” ——我们很难说出他从事的行业，他投资于基础设施、海洋开发、生物制药、商业银行，是温州商业银行的主要个人股东。他曾经是温州最早的企业家之一，也是包天包地包海中的包海人——承包南麂岛从事深海养殖和生态旅游开发。他创办的公司不是一个家族企业，是他个人投资建立的私营企业，尔后为了发展吸收了社会资本。

核心家族资本的外化成长模式。这一模式在温州显得很有特色，是家族资本力图突破自我的—种稳妥外化方式，即在保持家族股权比例在原企业不变的基础上、吸收社会资本和吸收其他个人股权成立一个新的企业，这个新企业采取以家族资本为基础、社会资本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华峰通过改制，率先尝试这种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后，温州人最早发现实体经济已没有机会，但四万亿带来了足够的钱。他们迅速抛弃实体涌入楼市、股市、钢贸等资产炒作领域。但资产是有限的，资金持续涌入的结果只能是推高价格，也就进入击鼓传花式的庞氏局。

伴随着泡沫越吹越大，对资金的需求也越大，民间利率迅速拉高，进而出现了高利贷泛滥。紧接着泡沫的破裂，温州出现了债务崩盘，互联互保的相关企业遭受牵连。一时间出现了老板跑路、企业倒闭、民间借贷停滞、银行贷款不良率不断攀升的艰难局面。

2012年3月28日，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设立，温州金改拉开大幕。温州金改以破解“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为目标导向，以构建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资本市场、地方金融监管“四大体系”为基本框架，一边刮骨疗伤，一边培元固本。

从温州企业的资金来源看，温州出现债务危机也与温州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有限有关。温州资本有个怪相，就是他们不愿登录资本市场。2003年以前，温州只有浙江东日一家国有上市公司，到2009年年底，在国内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三个市场，温州只有5家上市公司，低于浙江省各地市上市公司的平均数，温州成为了“上市洼地”。

温州上市公司数量少并不是因为温州企业不具备上市条件，而是企业家不愿去上市。据估计2009年温州市流动性民间资本超过3000亿元，加上2500多亿元的储蓄存款，民间资本数量超过5500亿元，并以每年大约14%的速度递增。这些钱大部分以民间借贷等形式被用于企业生产投资和流通，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正是这种“不差钱”的状态导致过去温州企业不愿上市。

直到温州出现债务危机，2011年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正泰电器A股上市，才引发温州企业上市潮。经查阅统计，截至2018年11月，温州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24家（A股20家，境外4家），市值总计1773亿元，而浙江省上市公司总量430家，总市值31545亿元。尽管温州市上市公司数量是山西全省的2/3（山西省上市公司38家），市值是整个山西上市公司的1/3(山西上市公司总市值4569亿元），但温州相对整个浙江省来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较慢，上市公司数量不多。可见，山西与温州的差距，与浙江省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