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细读一书《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对马克思的世界视野及对金融的认识和揭示深感顿悟，也对韩毓海教授的大家视野、渊博知识、科学批判很是欣赏，更对我们老师学者智慧、读书境界甚感钦佩。

读此书的机缘要归恩于老师《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做理性研究者之十）的分享，这次分享让我在高中毕业9年之后再次听到了马克思的声音，有幸读到韩毓海教授所著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也激发了我对“一篇读罢头飞雪”这句名句的好奇，经查阅才知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贺新郎·读史》中的大作。在老师的解读下方才领悟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读书三境界。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一书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并就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内容杂中寻细，细处求真，汇集了韩毓海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智慧，对我这个才疏学浅的小生来说，读起来煞是费力费脑，一遍通读，一遍精选读，方才理出部分门道，便对书中关于金融部分做了汇总小结，渴望与读友们分享。

韩毓海教授开篇就介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学”，而是资本经济学，马克思研究和描述的是资本市场、金融交易，是“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的兴起、危机与限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

（一）战争国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那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导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私人银行家以国王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正是这个创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战争能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去，支持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力量是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而军事能力的威力来自该国筹措军费的能力，它的基础则是战争国债制度。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向金融资产阶级融资，从而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包税人。国王把包税人请进议会，与贵族平起平坐，再由债权人代替国王管理国家，也就是由投资者担任行政官。然后，国家的债权人成立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它的名字就叫银行，银行以公债（国家的债务）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国家承认这些银行券成为国家法定的正式货币，这样国家也把发钞权让渡给了私人银行。借助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的发行及其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几个欧洲霸权国家以残暴的殖民战争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信用体系，它们迅速完成了“欧洲对于世界的革命”，并把整个世界以“债务”和“金融”的方式联系起来。

可见，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伴随着好战的、负债经营的国家这种政体的兴起，“大国”是在战争、战争国债中崛起的。所以说资本家阶级是从帮助国家筹措战争经费的战争借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从战争国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银行券为税收工具而建立的。

这正是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繁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货币

马克思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并不是一个（交换）中介，而是“权威”的隐喻。所以他才说货币是“象形文字”，具体说，货币是政府债务的隐喻，货币在物品身上打下印戳，一件物品只有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它才能成为“商品”。而这个印戳、这个“象形文字”就是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政府的债务创造了货币，货币创造了“商品”。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就是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而不是商品交换的中介。正是由于货币的这种属性，公债成为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这样的金融制度把一切物品、一切商品都变成了具有简单的货币形态的“资本”。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奴隶充当了世界市场上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国际商品交换的中介和世界货币。1700年之后，非洲奴隶既取代白银成为国际贸易通货，奴隶贸易也构成了白银国际流通的真实基础。而这一惊心动魄的事实其实是以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为历史标志的，从那时起，英国通过为非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这样的国际贸易换算方式：一个奴隶=x磅美洲白银=y磅中国茶叶。

这正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商品的价值，也就是其金融价值，“价值”是商品在金融时代所取得的一种形态，一件商品的金融价值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19世纪的英国与欧洲，鸦片不仅是商品，而且是金融产品。林则徐虎门销烟所打击的绝不仅是几个鸦片贩子，因为它造成了英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崩溃，严重威胁了英国的金融霸权。而这正是英国议会一致表决通过，必须对中国诉诸一战的真正理由。可见，虎门销烟使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的商品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是鸦片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价值和虚拟价值，后者是前者的数百倍。

（三）资本

什么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就是把一切社会财富转变为用货币表达的投资品——资本就是“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知道，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并不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把“双刃剑”，它能攻击对手，也能使误用着死于剑下。资本的兴起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是资本家阶级由于支配了货币投资而支配经济与社会；二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为缺乏货币而走投无路。

鉴于此，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将分散的小生产、小农经济集中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转变为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财富，从而向着现代产业经济迈进，这是空前的历史进步。但是，他也意识到，生产资料（土地、工具、货币）虽然已经以“资本”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了，但是“劳动”却依然处于分散的状态，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资本）面前，人变得更加孤立、劳动显得更加渺小。于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与“分散的劳动”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方才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绝不能为少数资本家服务，而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服务，不能为炒钱服务，而应该为组织起来的生产和劳动者服务，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对“资本”的扭曲，这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的概括。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运动的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资本运动表现为“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而它的基础就是债务关系的永不断裂。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首先通过暴力支配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确立起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债务关系。如果那些国家敢于废除这种债务关系，就立即对其进行无情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而这就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学本质。

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暗含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批判，也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

（四）信用

马克思说，信用就是把一切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作投资生利的工具，信用是现代经济秩序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市场都需要它。马克思还认为，信用的实质就是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互为债权人和债务人这种关系的成立，换言之，就是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互相预付”。

对于信用的产生，远比市场交换和债务货币的出现要早得多，信贷机制最早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商人之间通行的是互相预付、彼此赊销和复式记账，利息和放债是被严格取缔的，货币只是作为信用的补充，起着并不重要的作用。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其实是很少用货币交易的，有实力的商人之间的交往和买卖采用的是“互相预付”和“复式记账”这两种信用形式。

马克思认为，尽管信用是现代经济秩序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其的发展也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分散的财富被迅速集中起来，另一方面则是集中起来的财富没有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劳动大众，而只是使极少数聪明的金融骗子成为了巨富。

在西方，债务本身就是财富，当欠债还钱由道德戒律上升为不可动摇的法律时，对于贷款者来说，放债就是完全没有风险责任的，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把债务打包成证券，当作财富来发售的逻辑才能够成立，经营这种生意的金融业也才能壮大。这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务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所以，资本主义流通不表现为具体的货币和货币流通，而表现为债务的流通。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进程也是一个把债务理性化的过程，当债务被货币化、数字化之后，它就成了财富，更确切地说是成了资本，即可以进行投资和买卖的东西。因此，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金钱把道德转变为不受感情影响的可计量的东西，货币的功能就是把道德量化，转变为可以通过数字管理的东西，这就是所谓道德和债务的理性化。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化的道德、货币化的责任、货币化的价值和货币化的债务。这也印证了他在《资本论》开篇就提到的，“所谓信贷就是把人的道德责任货币化”。

（五）中国崛起与马克思主义金融

韩毓海教授讲到，中国近代的落伍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科学技术落后；二是没有信用制度且金融工具落后。后者落后的根源简而言之就在于国家无为。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稳定，其基础就在于实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对于人民与产业坚持“少取少予”乃至“不取亦不予”的原则，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养官僚，对民生与产业的发展则一概持消极态度，以“切勿多事”为原则。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简而言之就是要保证货币的供给，其实自唐代以来，历代皆有金银铜铁不得出关的禁令，明代以来，政府极度重视海上贸易，其根源也就在维持金属货币的供给。长期奉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固然使得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但却使得中国的发展丧失了前进和改革的动力。

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坚决改造长期奉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坚持资本为劳动服务、金融为产业服务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中国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金融业。

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与人民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是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更早的机构，其负责人民币的发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不以黄金、白银、外汇为抵押发行的信用货币，它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大革命，即从金属货币向着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历史跨越。人民币的宗旨是：集中财富为资本，为人民解放战争、为建立独立自主的工农业和国防以及为民生服务。中国从此方才有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此前，从明代中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都是依附性的。

在建国初，中国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国防都面临着极其落后、艰难的困境。有人说共产党打天下很行，坐天下搞经济不及格，但毛主席对此很不以为然，他的名言是：打天下没那么容易，坐天下，也未必就难成了那样。毛主席一反历代王朝全然消极的财政政策，断然施行向工业、军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全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它迅速扭转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要摆脱“三农”困境，迫切需要建立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通过政策和信贷（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的形式）扶持农村集体，采用集体购销、集体贷款、集体法人的方式扶持农民和农业。不仅给了农民土地，而且给了农民信用、信任和信贷，特别是建立了服务于农村和农民的金融信贷机构——信用社，鼓励农村集体金融的发展与壮大。中国还投资两弹一星，其中原子弹的研发成本不到美国的1%。正是按照资本为劳动服务、金融为产业服务的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投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农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当然，坚持资本为劳动服务、金融为产业服务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的认识是在实践和挫折中不断走向深化的。

1985年，中国开始在金融领域引进西方“先进经验”，首先学的是资本准备金制度，银行只留30%的准备金，其余都贷出去，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好金融与财政要平衡地“按比例”发展这个原则，导致通货膨胀接踵而至。再加上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弗里德曼的信贷扩张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偏听偏信，造成了风靡全国的挤兑、抢购风潮，加之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煽风点火，最终酿成了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

吸取经验教训，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在金融和财政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的就是防止金融这个引擎出问题，而连带财政这个引擎也一起熄火。

江泽民在任期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核心的问题绝非是当时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是“金融部门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江泽民也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经济”论断的人。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主抓信贷投资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这个关键问题，中国逐步理顺了金融与财政、投资与生产、信用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功剥离了金融领域大规模的呆坏账，战胜了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993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做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把财政和金融分开。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行长短期国债解决。统一管理政府的国内外债务。”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竞争性项目投资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所需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自负盈亏。”

此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成为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和最常用的手段，二者的有机整合和积极的调控作用对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促进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了重要意义。

马克思深邃的世界视野对国债、货币、资本、信用等金融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它的超前理论至今都影响着我们；而韩毓海教授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以全球视角、中国立场重新解读马克思，让我们重温了马克思的经典；我此次从金融视角汲取此书的精华也是归根于一个资本金融研究者的身份，期望借助伟人视野和学者智慧追求人生与事业的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