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自己虽是山西人，但对晋商的了解不多，脑中关于晋商的印象多数与《大红灯笼高高挂》有关，相比起电影中的人物和剧情，反倒是威严高大的青砖院落和成排的大红灯笼深深留在我脑中。读完《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后，不禁对晋商精神肃然起敬，因此，写下这篇学习园地，与大家一起回顾这段辉煌历史，同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l 天下第一商帮

《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一书的前三章分别介绍了晋商的“发迹之路”、“花样年华”、“没落之因”，重绘了晋商的兴衰史。

— 最初，晋商的“走西口”，走的是无奈 —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南北狭长，东西较窄，西临黄河东岸，东靠太行山西侧，属盆地地区,陆地地表水源十分贫乏，属干旱缺雨地区，因而有地瘠民貧，十年九旱之说。自然农业收成的不如人意，导致人们生活贫困加剧，加之宋末明初为躲避战乱涌入晋中地区的人数大幅增多，山西这一方水土远不足以养活一方人，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希望通走出去改善贫穷的状态，这便是早期许多山西人开始从商的根本原因。不由得想起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临走高喊的一声“走咧——”，这三个字当中蕴含多少的无奈与不舍，多少的慷慨悲壮...踏上走西口的山西人，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侥幸回来后，却又因生计继续接着走出去，周而复始，只为谋得全家老小衣食无忧，就这样，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山西人慢慢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 晋商的雄起是偶然，也是必然 —

在《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书中写到，晋商的发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指晋人源远流长善贾的行为，早在春秋时代，晋地就是中国发达地区，晋人从商者居多，据记载到明代，晋人的买卖已做到全国不少地方，晋商已跻身于全国商界“三强”（晋商、徽商、潮商）之列，正因如此，凭借丰富的善贾经验山西人率先开始了走西口之路；所谓地利就是山西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山西地处中国北部的中心地带，虽说不东不西不是“东西”，但南通豫鄂湘粤，西达陕甘蜀滇，东出冀鲁苏浙，能把中国大多数地方生产的、包括海外舶来的林林总总的各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蒙地，再输送到北欧、东欧、中亚、西亚，也就只有山西这块地方的人能做到，也只有晋商能做到；所谓人和则是当时维稳求和的政治背景，清王朝建立后中国得以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战争时期留下的关口变成为了内外相互交往的友好通道，加之晋商“以诚信为本”的文化与精神，使得晋商快速崛起，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实力最雄厚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 成也历史，败也历史 —

当前不少学者将晋商的衰败归结于晋商保守封闭、不能和时代接轨、抱残守缺、不积极推进改革等，但作者认为晋商的衰败跟中国的国运密切相关，跟历史的走势同起同落。回想晋商出现衰退迹象时的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直接使世界第一的中华大国沦落成为“东亚病夫”，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一百多年间，先是经历大清王朝的没落凋零，之后又是中华民国的乱世纷争，如此背景下，晋商若不消亡岂非怪哉？国运盛则商业兴，晋商在历清康、雍、乾、嘉几朝长达5个多世纪，凭借其“进取、敬业、群体”的晋商文化，而逐步发展成为执商界牛耳富可敌国的中国第一大商帮；反之国运弱则商业衰，清王朝腐败无能，不仅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反而还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逐渐走向衰落，正因如此，不禁感慨“成也历史，败也历史”，任何事物注定只能是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作用，晋商也不例外。

l 时过境迁依旧新潮的创举

在读《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时，最让我惊叹的就是老祖宗们五百年前施行的一套企业管理制度，在这套制度中的很多方法放到当今社会依旧新潮，许多公司至今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而晋商在500年前就意识到了并通过创新和实践形成一套千古流传的经经商之道，这是晋商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创举一：股份制加股权激励

在大多数人眼中，认为股份制是舶来品，尽管西方股份制产生较早，且比较完善，但晋商实行股份制远早于西方，正是股份制的实施促使晋商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帮和国际性商人。晋商将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其中，银股是指出资人（古代叫做东家）出的资金，东家承担无限责任，银股可以继承，父亲过世则儿子继承，丈夫过世则妻子继承，但同时他们也承担起盈亏责任，与当今的股份制公司一样，持银股的股东若想增、减股份必须召开股东大会，在征得所有股东同意下方可实施；而身股是晋商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手段之一，身股是给予管理层的好处，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给重要的掌柜和业绩优秀的伙计身股，就是强调人尤其是核心骨干人员的价值，通过红利的分享，将商号变成一个整体，使个体与商号发展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五百年前的先辈很早就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为了留住人才创新出股权激励，虽与现今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些许不同，但出发点和追求的目的始终如一，股权激励机制对当今企业的影响不亚于任何一种其他的管理机制，通过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以达成企业、股东、员工共赢的一套长期利益共享机制，但令人唏嘘的是，尽管国资委一直积极呼吁国企上市公司开展股权激励，部分国有企业管理层对于股权激励的态度依旧冷谈。

创举二：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在我写市值管理研究报告的时候，对美的集团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很是欣赏，谁曾想，职业经理人这一制度早在500多年前就有了。晋商商号在创立之初，就设立了两权分离掌柜制，由“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托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总理年终报告，平素经营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例定账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人，处置红利，全由财东裁定执行，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这一席话便可以看出，商号的出资人与掌柜两权分离，出资人对经营的盈亏负责，根据经营业绩对掌柜以及伙计进行赏罚，而对掌柜平日的经营方针、政策、措施等概不过问，使得掌柜有很大的自主经营权。出资人利用掌柜实现了财富增值，掌柜借助东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两者各取所长，各有所得，使得多少年来，晋商票号在中国金融界享有广泛的声誉。

现如今，我国很多民营企业也开始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但在实践中发现，名义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但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责任义务关系，却没有很清晰地界限，因此，导致双方纠纷不断，严重阻碍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借鉴晋商的成功经验，只有明确分离界定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责任与权力，才能更好让企业发展，成就百年企业。

创举三：晋商帝国，汇通天下

在山西人眼中，晋商等同于票号，读完《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后，让我对晋商的情结就如同很多人对于“梦回大唐”的念念不忘，早在道光年间，我们的先辈就创造出票号，通过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晋商帝国！再看今朝，我们愧对先辈...

票号在山西首创出现，有其偶然的一面，也有其必然的一面。偶然的是，过去商人挣了钱都是雇镖局，然后把挣的钱运回去，当时在平遥有一户以经营染料为主的李家，生意规模很大在北京、天津均有分号，因此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钱放在北京，然后他给开个条，到山西再去取钱去，慢慢的他发现这是一个商机，所以在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就此诞生了；而必然是因为它遵循了自然规律，商业活动的发达必然会带动金融事业的发达，换句话说，若没有金融则商业无法进一步发展，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若想再进一步发展则金融必须有所突破，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而作为经济核心的晋商从资金、网络、人才和信誉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 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由此可见，票号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晋商票号之所以能掌控中国金融命脉百年之久，不仅是因为晋商富可敌国的资本实力和晋商独创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更是因为晋商“信誉至上，诚实守义”的晋商精神，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诚信更是成了他们的最高标准，即使赔钱也要诚信，例如上世纪30年代军阀混战，乔家的票号“大德通”赔本给老百姓兑换钱币，直至最后破产...令人遗憾的是，先辈留下的诚信为本晋商精神正在被后人渐渐淡忘...

l 忆古昔，看今朝，晋商何时再现雄风？

—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

任何事物注定只能是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作用，随着清帝国国运的衰落，在列强对中国加紧的经济侵略狂潮冲击下，晋商昔日的辉煌便很快被荡涤以去，唯有晋商大院那些冷冷清清的高墙峻宇、摇曳在风中的大红灯笼诉说着那曾有的商界辉煌，盼望着那些奔波于商路的商人们归来...

—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 —

再之后，清朝灭亡，民国混战，中国共同抗日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山西再次进入人们眼帘的不是“仁义礼智信”的晋商而是以媚俗闻名的煤老板。凭借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人们开始只追求经济数据和经济利益，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把对环境的破坏、对公众健康的损害等置之不顾；而煤老板的一夜暴富，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贫富差异严重，更缺乏原有晋商的涵养和修行...山西自己给自己贴上了“煤老板”、“土豪”、“暴发户”等标签。

正所谓，成也因煤，败也因煤。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原本规划并建立了涵盖重型机械、铁路机车、钢铁、化工、纺织等比较合理的工业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对煤炭需求量剧增，因此，凭借煤炭产业山西在2000-2008年GDP的增速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煤炭行业的暴利破坏了山西本合理的工业布局，导致铁路，钢铁，化工纺织等完整的工业部门得不到发展，严重挤压企业产业和科技创新。2012年之后，中国进入增速换挡期，煤炭行业景气度转而向下，大同南郊弱粘煤坑口价从600元/吨以上跌至不到200元/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直接击溃山西经济，山西省GDP增速应声下降，从最高25%跌至0.3%左右，2014年山西经济增速全国倒数第一，2015年山西经济增速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山西经济增速全国倒数第一...

除此之外，山西再一次印证了“资源诅咒”理论...

l 生态环境方面，山西空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严重，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770亿元；至2020年，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850亿元。

l 政策环境方面，2012年以前的十余年时间内，依靠煤炭行业的增长地方政府可以比较轻松的完成政绩指标，缺乏招商引资、鼓励其他行业发展的动力，因此未能从政策上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

l 人力资源方面：煤炭作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较低，无法沉淀高科技人才，因此省内人才外流严重，山西只有一所211大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占全国比例不到1%，科研成果只占全国的1.2%，科研技术力量薄弱。

— 资本金融，五百年前的辉煌，现今发展的短板！ —

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山西的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其他省份，资本市场发展更是滞后！截止2017年末，我省只有38家上市公司，比不过弹丸之地深圳267家，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深圳是经济特区不一样，但是，早在2010年国家也给了山西一个大特权——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我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也比不过大西北偏远边陲之地新疆，新疆一个无论在资源禀赋还是在交通条件上都差于山西的西部边陲省份，居然拥有52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数量少令人悲哀，但企业上市后的无作为更令人悲哀！截止2017年末山西省38家上市公司近一半的公司上市后融资次数在2次及以下，七大煤企中大同煤业、西山煤电、阳泉煤业、潞安环能、山煤国际将上市公司视为商店展示柜里的漂亮摆件一般，从未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七大煤企背着大于80%的总资产负债率在债券市场的“越战越勇”...更更让人失望的是，一些上市公司甘愿沦为壳资源也不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自身“造血”，*ST山水原名天龙商厦，那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太原顶尖一流的商厦，是多少太原人童年的回忆，可惜如今的天龙商厦已经被数次ST、数次改名，更令人震惊的是截至今日*ST山水仍未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过一次再融资，要知道，公司上市的第一目的就是为了再融资并且股权融资是不用还的！

2017年山西省政府在《山西省“十三五”金融发展规划》制定了“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上市（挂牌）公司数量力争突破420家”这一目标，令人可惜的是，截止2017年底，山西省连续两年IPO颗粒无收。那么，再看看排队情况，目前在山西证监局上市辅导备案的企业12家，其中壶化集团未通过证监会发审会，紫林醋业等4家终止审查，晋商银行等其余7家企业处于辅导期。晋商银行这个顶着500年的辉煌的企业，至今没有走出“娘子关”，真的有负晋商这块金字招牌！“路漫漫其修远兮”，山西何时才能打破零IPO这个魔咒呢？

五百年前，山西商人创造出资本发展的产物——票号，“货通天下”必然要求“汇通天下”，票号的产生将货币从商品经营中分离出来，并进而延伸出典当、钱庄、创办了印局、帐局、票号等多种金融机构，山西成为中国资本运营的先驱...而如今，山西不及浙江省七分之一的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低于全国上市公司平均线的再融资金额和次数、煤炭大省却没有现代能源商品交易市场体系、仍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导的融资融资结构、现代化金融工具数量的偏少和不会运用、地方官员和管理层对资本意识的落后...资本金融，五百年前晋商的辉煌，而如今成为山西发展的短板！

结 束 语

《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一书把我带回了19世纪，那时，晋商是清朝后期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力量，由晋商支撑的山西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晋商陨落之后，山西凭借天然的资源禀赋，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时光荏苒，亚洲金融危机后，煤炭产业全部陷入亏损，祸不单行，山西除了面临经济下滑还面临生态破坏、采空区塌陷、矿难频发、空气污染...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为何不能因煤而复兴？

这里的“因煤而复兴”不如说“因资源而复兴”，众所周知，山西是资源大省，已发现矿产115种，除煤炭资源外，铝土矿资源储量丰富占全国的32.5%，而能将煤与铝这些矿产资源联系在一起的是电，山西的“煤”与“电”本应如“女”与“子”一般，却至今未凑成一个“好”字！电力黄金期，往往煤炭企业普遍巨亏；煤炭黄金期，则电力企业叫苦不迭。这当中，固然有政策、体制的不足，但更深层的是双方在价格上的争执和为各自利益的追逐——“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金钱面前我们早已将先辈留下的“商儒并重，以义制利，劳资共创，家国兼济”晋商精神抛之脑后，煤电“顶牛”严重阻碍了山西省下游铝业的发展，迫使山西形成“氧化铝大省、电解铝小省、铝加工弱省”的窘境，上中下游的不畅通使得山西无法形成良好的产业集群，更别提实现群聚发展这一效应了。

转型改革是山西走出经济之困、债务之困的唯一出路，而长期一煤独大的格局决定了山西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煤，山西的转型不能不要煤炭，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有技术、有创新的煤炭，并应以煤为基，积极发展“煤-电-铝”“煤-焦-化”“煤-气-化”“煤-化-工”“煤-电-材”等产业链，依托煤炭而非依赖煤炭，跳出煤炭而非放弃煤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型经济转型。

选对路径后，就需找好抓手，五百年前的先辈早就用实践告诉我们——“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兴则经济兴”，山西最大的短板在资本市场，最大的潜力、最应抓的也在资本市场，要加快企业改制，补充资本知识，推动企业上市进行股权融资；要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提高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支持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发挥国企上市公司在转型升级中的整合和牵引带动作用...关于这方面，老师的《资本金融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一书已经讲得透彻而又入木三分了。

国人想梦回大唐辉煌，吾只盼晋商雄风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