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报酬递减还是报酬递增说起

这里所说的报酬是经济学广义上的涵义，泛指收益。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都是经济学术语，反映经济活动中的两个相反趋势。传统经济学认为报酬是递减的，从投入到产出的效益比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曲线似乎总是下滑的。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是研究复杂现象的，他提出了报酬递增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一分为二，认为主流经济学是研究报酬递减的，是讲均衡性的；但发展经济学却是研究发展的，报酬递增是其主线。从现实情况看，人类发展似乎并不遵循报酬递减规律，人类的追求、人类的创新每时每刻都是谋求发展，寻求突破，向着远离平衡态的方向发展，领先者不断领先，强者愈强，呈现出一种富集效应。事实上，报酬递增现象在经济学形成的亚当·斯密时期就已经被注意，亚当·斯密发现，分工可能会带来报酬递增，分工所导致的专业化可能使利润大规模地超越平均利润，当铁匠把针的生产分化成若干工序，每一道工序的工匠的熟练程度将大大提高生产力，所有工序的整体效率远远高于所有单个铁匠的生产效率，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成本将会递减，收益即报酬不断递增。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专著《经济学原理》中，也提到：“大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我国经济学家杨小凯也对报酬递增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报酬递增的发生，是从劳动分工就开始了，通过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发挥作用，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报酬递增就一定存在，它不仅是市场的内秉机制，而且是市场效率的根本源泉。由上述阐述，我们可以认识到，报酬递减研究的是市场均衡问题，但是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是人类社会永不停歇的追求，市场是有限资源最优化配置的手段，报酬递增最终是通过均衡解决资源最优化配置问题的，所以著名创新经济学家熊比特提出，均衡经济是不会出现增长的，只能是一个往复循环的经济。要素市场最重要的增量是创新所导致的知识积累，创新才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

报酬递增理论告诉我们，增长中的市场是一个充满正反馈机制的市场，增长是不断发生的，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创新，来源于对均衡的突破，帕雷托最优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先发优势的锁定机制，才会把一个形成中的相对优势不断推向更有利的发展轨道，相关的资源会更倾向于朝先发的中心富集，从而由先发走向最优。

二、先和优的辩证关系

既然报酬递增是存在的，是人们孜孜以求的，那么究竟是最优者能达到最先，还是最先者能达到最优？这是一个近乎哲学的具有循环论特征的命题。传统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前者，而作者在本书中以大量自然界、社会界的例子说明，先者更有利于达到最优。作者对什么是“优”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优”不是点而是线，发展在本质上不是单一的结果，而是一个综合过程，最优也不是终极的最优，而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所谓的优，是一个个单个优的累积，没有最优，只有更优；其次最优选择是几乎不可能的，没有最佳结果，只有随机选择，学着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中说：“在现实世界里，最初的选择尽管无穷无尽并且充满随机性，但最终的结果不是碰巧发生的，而是积累而来的，是经由一个小小的机会被正反馈而来的。”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选择中，企图寻求最优是无望的，唯一的途径是立足自身，先创新，积小优，先凸显，再发展；第三，优不是绝对的，是多样化的，一些国家道路是靠左行，而一些国家道路则是靠右行，哪个是最优呢？两者远远没有优劣到必选其一，而是均可，它们都是在某一历史条件下被随机选择下来的，这一随机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富集效应，最后被锁定，为大家公认接受；第四，优是进化的，不可能停留在一个点上。由此作者认为如果有最优必然是最先者，即谓最先者最优，最先者肯定占优也。

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先者的优势。其一，先者的市场占有优势，美国战略规划研究所曾作了一个研究，在500个成熟行业中，第一个进入者的平均市场占有率达29%，早期跟进者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为21%，而其余后来跟进者平均占有率为15%；其二，先者的投资收益率优势，市场占有率与企业利润率紧密相关，“先者”市场占有率的优势又会带来投资收益率上的优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战略规划研究所曾对3000家北美及欧洲的企业进行调查，数据分析市场占有率与企业利润率相关，投资收益率也随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的增长而增长；其三，先者有较高的存活率，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在新产品市场上，先锋企业4年后的存活率在92%，8年后是79%，12年后是61%，而跟随的企业同样年限中的存活率分别是76%、52%和39%，较早进入的先者领先跟随者比例分别为16%、27%和22%；其四，先者有较高的品牌回归率；其五，先者有较高的名称复述率，这都是从人类行为学角度分析的，由此产生第六个优势，先者产品更容易被购买。先者的优势显而易见。综上所述，先的优势完全可以从一个汉字中得到最完美的解释，就是“选”字，选字由二部分构成，“先”和“走字底”，既然一切都是选择，那么“先走一步”就应当是最优的选择。

三、做到“先者”在于认知的突破、思维的创新

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创造效益赢得效益，即获得优势；而优势由先积累而成的，追求最优是几乎不可能的，只有在各个方面的先上努力；而要做到先，当然牵涉到的因素众多，但最重要的是认知的突破和思维的创新。因篇幅有限，如何做到先，本文不再赘言，而来讲自己记忆中的三个认知突破思维创新的事例，以此来体现本书作者提出的起点超越、性质超越、时间超越、境界超越等一系列抓先争先的创新法则。

我们现在用的电脑键盘和打字机，字母排列是全世界一致的，是标准的键盘。但大家都感到字母排列不知是什么规律，与常规的A、B、C顺序排列一点关系也没有。最上面一行从从左至右是Q、W、E、R、T、Y、U、I、O、P,这给我这样上了岁数的人去敲很不方便，非常头疼，A敲一下，B不知在哪？每次都得仔细查看，打字效率很低。为什么是这样排列呢？一本书中给出了答案。这种排列就是不让你打得快，而是要打得慢。为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19世纪打字机发明，是机械打字机，字母不能连打，因为人的反应快，而打字机键盘反应慢，打后回调需要时间，一直打就会出现空打。怎么让打字机快一些，跟上人的反应。结果一个叫克里斯托弗·斯科尔斯的人想出一个办法，把使用频率较高的字母放在边角，不太容易打到的地方，不常用的字母则放在容易打到的地方，这样一平衡，打字人感到不会空打了，机器反应快了，人们纷纷购买这种打字机，把这个“先”固化下来，大家都给以认可。现在打字机和键盘的技术性能越来越好，有的人甚至一分钟可打到几十乃至上百字，有没有可能按照所谓“最优”、最科学、最先进、打得最快方式重新排列字母呢？我想，肯定不会有人同意的。并不优但是先，先就变成了优。

大家都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是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1998年准备建造时，国家非常重视，向全世界招标，必须按三条原则来设计，第一，一看就是一个大剧院；第二，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第三，一看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应标的方案成千上万，经有关专家分类选择，挑出61个入选方案，上报中央。安德鲁的方案也在其中，但专家组分歧较大。其他60件一看均体现出了三条原则，特别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后三条原则，有的天圆地方，有的是太极图，有的飞檐翘壁。但最终获胜的是争议最大，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安德鲁方案。记得当时媒体上报道很多，还有49位两院院士联名上报反对该方案。但国家大剧院还是按照安德鲁方案建成了，成了北京又一景观，是外地游人赴京游览的景点之一，也是国家最高文艺演出场所。安德鲁为什么能胜出？不考虑各种美学观点，仅从思维角度来考虑，当时世界很多媒体去采访安德鲁，他说：“我敢于突破限制，我敢于用超越性思维打破框框。”记者问：“哎呀，你胆子也太大了吧！突破限制，打破框框，你突破谁的限制啊？人家招标方提出三条标准，你也敢突破？你是不是不懂中国文化啊？哪三句话你听不懂啊？特别是后两句——‘中国的大剧院、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剧院’，你的设计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有任何相似之处吗？”安德鲁说到：“那一天，我在北京的地图面前看了一上午。其实，在这个方案之前我也设计了很多草图，但都觉得不行，因为全世界的设计师肯定都按照这三条来设计，什么天圆地方啊，飞檐翘壁啊，反正都是按照这三条路径来思考，我觉得这样是跳不出来的。但在北京的地图前，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什么是传统？传统难道是僵化的吗？传统难道是静止的吗？传统难道是不变的吗？”安德鲁认为，天安门城楼，故宫都体现了中国的古典建筑美，但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与故宫不同，已经糅合了很多近现代的建筑风格，甚至包括前苏联的建筑风格。他突然冒出想法：“传统不是僵化的，不是静止的，不是不变的，传统是发展的，是形成的，是一个过程。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传统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创新’。”他说：“你们中国人早就说过‘和而不同’。什么叫作和谐？一模一样难道就是和谐吗？难道巨大的反差就不是和谐吗？人民大会堂可以变，而我为什么不可以变呢？”创新思维让安德鲁赢了，先者的创新获得了这个项目上的最优。

中国高铁目前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国家名片，CRH已成为中国品牌享誉世界，中国高铁之所以有今天，也是认知的突破和思维创新的结果。21世纪初，中国高铁建设和发展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高铁需要两大支撑，一个是路，一个是车。当时路的难度在资金，车的难度在技术。其时中国的机车车辆制造业不仅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就是与国内其他制造业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据报道，当时的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是研制的车型最多、生产批量最大，而且还实现了出口的国内位列前茅的机车车辆专业生产企业，但有关领导前往视察后，得到的结论是，看不到任何一点现代化工业的影子，看到的只是一个小作坊的集合。如此现实如何建造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的动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然的选择，但必须不能重蹈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老路，先进技术进来了，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国品牌，至今形不成中国自己的品牌。中国高铁绝不允许大范围跑着外国的动车组。2004年初国务院确定的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为贯彻这一原则，铁道部在确定招标引进国外技术上，创出了一条新路。首先，国内各机车车辆工厂不能随意与国外厂商进行技术引进商业谈判，而是由铁道部在拟引进的高速动车组、大功率电机和大功率内燃机车三项技术，每一项技术指定两家中国公司；第二，对招标企业进行严格规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含合资企业）”。这个石破天惊的规定，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必须是中国境内合法注册企业，这就把外国公司挡在了门外；二是这个中国公司又必须有国外合作方作为技术支持，确保能够通过一对一的绑定关系，把国外核心技术拿过来；三是这个国外合作方必须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设计和制造能力。对如何转让技术，除常规方法外，铁道部还设了一道防火墙，叫技术转让实施评价，就是对转让合同执行到一定阶段时，铁道部要予以评价，国外合作企业要向国内合作企业传授技术，不考核老师教的怎么样，而是考核学生学得怎么样，中方企业没有学好，国外合作企业是拿不到收益报酬的，迫使外方企业拿出浑身解数，把技术乃至核心技术一一教给中方。这既是一个完美的商业传奇故事，也是一个成功的博弈事例，其中西门子开始时提出的3.9亿欧元的技术转让费，竟被中方降到8000万欧元获取，成为国际商业谈判的经典，2008年编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课程教案。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认知和创造是无止境的，最优是靠认知的突破和思维的创新而来的。认知突破，思维创新是我们成长和发展的根本。

本文结束之际，网购的一本书《先发影响力》到了，是畅销书《影响力》作者美国罗伯特·西奥迪尼又一本新作，也是讲先发力的，肯定又是一次思维的激荡，愿大家都找来读。